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上海博文女校、望志路106号、嘉兴南湖游船三处“一大”纪念地反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这三处纪念地原来是做什么的？它们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在寻找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本文为读者解答上述疑问。

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坐落在上海市卢湾区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389号），是一幢三楼三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里原为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址。1920年学联机关搬迁后，就成为博文女校的校舍。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徐宗汉，校长是黄绍兰。博文女校校址原设于贝勒路弄堂里，后迁到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初才搬迁到太仓路。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很好，她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代表们的住宿地，黄绍兰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9人，他们全部住在该校楼上。其中，毛泽东住在西厢房的前半间，与他同住的有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同住东厢房前半间；王尽美、邓恩铭住西面沿街小间，另几位代表分住沿街中间及东面小间。

当时环境险恶，代表们都是秘密到上海来开会的，这9位代表住进博文女校的时间也先后不同。

长沙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由于当时湖南政治环境比其他地区更为恶劣，人身安全更加没有保证，他们接到开会通知后，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谢觉哉当时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教育馆编《通俗报》，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00000之招。”（“00000”表示“共产主义者”——笔者注）。1952年谢觉哉又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7月4日前后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的。

武汉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俩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的时间是在7月20日左右。

济南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他俩于6月底以前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

北京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因为要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上海。刘仁静是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的。

广州代表是陈公博、陈独秀。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因为要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不能离开广州。于是，陈独秀就委派包惠僧参加大会。陈公博到达上海的时间约是7月22日前后，包惠僧大约于7月20日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

旅日代表是周佛海。因当时施存统刚到日本，学习较紧张，故由周佛海乘暑假之机回国到上海参加大会。周佛海到达上海住进博文女校已是7月下半月了。

代表们住进博文女校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博文女校的学生和教师都回家去了，所以校内相当安静。只有一名兼看校门的厨师，他每天给代表们做饭，并事先已接到嘱咐，不许闲人进入校内。

当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住宿在博文女校的代表们经常在校内讨论交流工作，起草文件。据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的陈潭秋等人回忆，当年中共“一大”会议的开幕式就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的，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里进行的。另据参加“一大”会议的包惠僧回忆，第一天在博文女校召开的是中共“一大”会议的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总之，博文女校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的临时会场，开过会议，这是事实。

据黄校长的女儿黄允中后来回忆：毛泽东来的时候我只有7岁，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我母亲不许我上楼去打扰他们的，但那时我还不懂事，有时还偷偷上楼玩。记得我有一次走到毛泽东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会议的一处重要场所，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包惠僧等都实地勘察和参观了该处旧址。195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查实该旧址后，就由房管部门安排住户迁出，并把旧址修缮复原，历年来国家还专门拨出经费加以整修。1959年5月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保护和管理。

望志路106号

中共“一大”会议的正式会场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李汉俊家里。

当年，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一起住在望志路106号、108号，这是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中并排的两幢，与后排四幢房屋通过过街楼相连一起，成为一条弄堂，人称树德里（即原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

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对其弟李汉俊进行革命活动是同情与支持的。中共“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长沙参加反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斗争。当时李家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若遇不测有前后门可走。

1950年9月，经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以及会议讨论决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负责寻找“一大”会址。尔后，姚溱指派沈之瑜、杨重光等走访勘察，历时半年，于1951年4月找到并确定现在这个地方，即原望志路106、108号，现兴业路76号、78号。

当时房屋的建筑状况已面目全非，沿街的底层房屋已成为一家制作切面的“恒昌福面坊”。外墙是涂满了石灰的混水墙，楼上设有厢房，都住着居民，内部结构也完全改变了。

1951年9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公共房屋管理处与当时的房主——“戴瑞记经租处”的私营大房东陈老太联系，承租下兴业路76号、78号。同年12月10日，上海市委又委托上海市营建筑工程公司修理和加固“一大”会址。与此同时，市委宣传部也马上邀请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前来确定核实。根据李达回忆，当时将“一大”会议室布置在兴业路78号（原望志路108号）楼上，房间中间是一张会议桌，桌上放着花瓶和烟灰缸，四周有几把椅子和圆凳，墙上悬挂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还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

1952年6月3日，“一大”会址即将修缮完毕，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闻讯前来，成为“一大”会址的第一位参观者。7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有关“一大”会址修复的消息。次日，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陈毅、潘汉年、陈丕显、方毅、刘长胜、王尧山等来纪念馆参观视察。9月，经市委宣传部审查同意，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同年12月，为了保护“一大”会址，恢复环境原状，又订租下东邻的兴业路70号至74号房屋，这样使沿马路的一排房屋连在一起，成为现在的状况。

1952年12月，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前来参观视察，他指出“一大”会场内部布置不符合原来的状况，因为当年开会是秘密进行的，代表们不可能在墙上悬挂革命领袖的肖像和手迹。接着他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郑重其事地提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瞻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而生肃然起敬之感。”此时，会址附近的老居民也纷纷反映，“一大”建筑在解放前曾改建过，原来是可见砖缝的清水墙，而不是混水墙，都是一上一下没有厢房的石库门建筑，而不是两上两下有厢房的。

不久，杨淑慧（周佛海的妻子）从北京来到上海，告诉纪念馆工作人员说：她曾访问了包惠僧、李书城等人，谈到“一大”会址的布置情况，大家都认为现在的布置与当年的原状不尽相符。1953年初，中央文化部也在有关通知中指出：修缮和布置革命纪念馆应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1953年6月在进一步复原中把墙上的肖像和手迹取下，把会址外墙由混水墙复原为清水墙，并制成会址模型，派人送到北京，请中央领导同志审阅。王冶秋、胡乔木把模型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董必武看了后说：“是这座房子。”毛泽东观察模型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此时，上海市委领导再次指示要做深入调查。于是纪念馆工作人员查访了出资建造树德里房屋的陈老太和老居民董老太，以及后来出资改建该屋的董正昌等人。同年12月，纪念馆还特意邀请老居民一起座谈回忆，从而对会址建筑原状及其变迁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

原树德里石库门房屋建筑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马路对面还未盖上房子，是一片菜地，在菜地旁边仅有一所庵堂，西邻今兴业路82号至92号也未建造，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沿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即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望志路106号、108号开始由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等人居住，他们搬走后，于1924年由董正昌将沿马路一排五幢房屋全部租下，并将100号、102号、104号三幢改为三上三下有厢房的房屋结构，开了一间酱园店，又将106号、108号两幢改建为二上二下有厢房的房屋，墙面也砌高了，由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再租给亲戚居住，后来106号楼下又开了一家米店，代卖切面。

抗日战争期间，望志路改名为兴业路，门牌号码亦作重新安排，102号改为72号，108号改为78号，100号、104号、106号均改作厢房，不再编号。

1954年3月，纪念馆又邀请薛文淑（李书城的妻子，李汉俊的嫂嫂，“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包惠僧前来上海，核查“一大”会址内部建筑结构，他们均做了详细的回忆，与纪念馆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基本一致，这样就为旧址的复原和修缮工作提供了比较准确的依据。

“一大”会议室最初布置在108号（今78号）楼上，这是根据李达、包惠僧的回忆布置的。1953年董必武在北京审查“一大”会址模型时，提出疑问，他肯定地说：“一大”会议室在楼下。薛文淑也回忆道：106号楼上是李汉俊的卧室，108号楼上是薛文淑的书房，106号楼下是客厅，“一大”会议是在楼下客厅里举行的，客厅里放有餐桌（可作会议桌），餐桌从来没有放在楼上过。

1956年2月，董必武亲自前来“一大”会址视察，又一次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接着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又有外国人参加。”

1957年6月，“一大”会址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后决定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同年10月，对会址建筑做了全面的修缮复原，拆除厢房，恢复了5个石库门，将会议室布置在106号楼下客厅。

为了对会议室内外各种家具摆设做进一步考证复原，1958年12月25日，“一大”会址纪念馆专门邀请家具业老工人前来参加座谈，根据薛文淑的回忆，请老工人提出合理建议，确证1921年期间的家具样式。同时又个别访问其他制作各种生活用品的老工人，请他们逐一对会议室内放置的茶具、烟灰缸、花瓶等作核实考证。以后又特意邀请民用设计院的专家前来对建筑复原方面进行复查。

经过多次走访、调查、考证等，终于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嘉兴红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更好地纪念建党时期的光辉历史，党和政府决定在浙江嘉兴筹建南湖“一大”会址纪念馆，并明确指示：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1959年3月，中共嘉兴县（今嘉兴市）委宣传部特邀请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美术模型厂、上海美术家协会的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多人前往嘉兴南湖协助核实和复原制作游船的工作。同时，还专门召集20年代在南湖岸边的小贩、摇船工、造船工以及附近地区的老居民等进行座谈。

根据众人回忆，20世纪20年代的南湖游船有双夹弄大型丝网船和单夹弄中型丝网船两种，代表们当年乘的是何种游船，无法最后确定。这样，嘉兴县委宣传部就请人绘出单夹弄游船详图和双夹弄游船详图，并制成木船模型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审定。

董必武仔细看了船模后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只是按“新工旧做，整旧如旧”的原则要求看，还不够逼真。

与此同时，当年随代表们到南湖并负责订租游船等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也来信回忆道：当年代表们到嘉兴后，先到城内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请旅馆账房雇船。本想租大号船，因雇大船要提前一天预订，便雇了中号船，长约14米。船中央有个大舱，舱后有个小间，放有漂亮的席枕和床榻。船艄处是船老大夫妇的住房，船右边有个夹道，中舱设有烟榻、大八仙桌以及多只凳子。

接着，包惠僧也来信介绍了游船的一些布置情况。他们来信回忆的情况与董老的审定结果是相吻合的。据此，嘉兴县委宣传部就复制了一艘单夹弄中型丝网游船，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纪念船。为了制造纪念船，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拨出了万元人民币，并拨出黄金2两，供舱内装饰用。1959年纪念船在南湖“一大”会址正式陈列。

1964年4月5日，董老又来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接着，董老又回忆道：“当时开会好像雇了两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后，嘉兴县委宣传部又经过进一步调查得悉，丝网船由于船体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备有一只小篷船，俗称“拖梢船”，为接送客人和进城购物用。不久，嘉兴县委宣传部就在“一大”会议纪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拖梢船。

在这次视察南湖时，董老回忆起当年天下大雨，湖中波涛翻滚，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不禁心潮起伏，于是挥笔为南湖纪念馆题诗一首：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庆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