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濞，西汉诸侯王。汉高祖刘邦侄儿，封吴王。在封国内铸钱，煮盐，招纳天下亡人，扩张势力。后叛乱，逃东越被杀。
宝应与山阳盐渎接壤，为了扞盐通商，于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吴王濞谕旨自白蒲至黄浦开河筑堰八百里，曰黄浦堰。
《嘉靖宝应县志》记载说：“埝有黄浦埝。相传吴王濞置白蒲至黄浦五百余里，扞盐通商，以富其国。”
《方舆纪要》也记载说：“白浦至黄浦五百余里，所以外御海潮，内防诸湖也。”
《宝应图经》还说：刘濞为了通淮，还在射阳湖与白马湖之间筑一夹耶，以沟通两湖。这夹耶的遗址，便是现存的黄浦溪。
据传，刘濞还在宝应西安丰太仓设有粮仓。
刘安，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汉高祖刘邦之孙。袭父封为淮南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淮南子》。后因谋反事发，自杀而死。
刘安在射阳的情况，不见史载，但在清邑人诗人王晋孙《射陂古意》中有一段专写刘安的，诗曰：
招隐山中歌古调，况复湖水清相照。东海剩有任公鱼，淮南好把王孙钓。在昔淮南全盛时，风光节物系人思。楚地屏藩常借镇，汉王宾客复多奇。
“招隐山中歌古调”，就是指的刘安以楚辞篇名《招隐士》所写的诗作。“汉王宾客复多奇”，这“多奇”的宾客，亦是指刘安招致的“方术之士”。射阳以小山（即箕山）与桂树而着名。刘安《招隐士》开首便写有“桂树自生兮山之出”，这便与王晋孙诗中“小山丛桂傍湖多”相照应。“楚地屏藩常借镇”诗句还告诉我们，刘安与方术之士炼丹是在“八公山”，但是他们的政治生活与文学活动则是在淮南重镇射阳。
《招隐士》一诗，《文选》题为刘安所作，王逸则认为是“淮南小山”所作。“淮南小山”为刘安一部分门客之称，“淮南小山”即射阳之“箕山”。由此看来，刘安的《招隐士》应作于射阳。又刘安与方术之士活动于射阳，其《淮南子》之作亦应作于射阳。《淮南子》书名之意，我以为有二，一是刘安为淮南王，二是此书作于淮南。
李白《寄淮南友人》，有“复作淮南客，因逢桂树留”诗句，这是用典于刘安《招隐士》，这里的“桂树”就不单指射阳，而是淮南的借代，成为淮南象征之物。当然，也可另有一解，李白在安宜作客时，也真的小住射阳。
刘安的《招隐士》是第一篇反映宝应射阳风貌之作，也是我们宝应文学之始。
刘胥，汉武帝子。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国广陵，为广陵王，领有江都、广陵、高邮、平安（宝应）四县（史称，宝应始名平安，得之于此）。在位63年，因淫乱、诅咒皇帝等案发，自杀而死。
据史载，射阳草田原为刘胥食邑（“草田食邑承天恩”《射陂古意》），后获其罪，草田分给贫民。
刘胥在射阳的活动，不见史载，但在王晋孙《射陂古意》诗中有所反映。
“丹毂飞盖下竹西，秣马屯军来水浒”。这里说刘胥屯兵练兵于射阳。不仅如此，“高秋射猎湖上屯”，射阳还是刘胥狩猎之所，而且“千骑万骑开辕门”，声势还很大。
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广陵王刘胥，汉“三王”都留迹于宝应，是影响宝应历史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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